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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带领我们战胜这些困难的？
刘永富：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放到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认识和对待。过去制约扶贫工作有两大深层次问题：一是如何提高扶贫开发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到扶真贫、真脱贫；二是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调动各个层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这就是军令状，签了就是承诺，承诺了就要兑现。
脱贫攻坚必须从党的领导、责任的落实、政策的落地来抓，必须一把手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五级书记抓扶贫，中央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在认真抓。习近平总书记抓得严，五级书记就抓得实，我们扶贫办的工作就好做。
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每年的新年贺词，都有关于扶贫的论述。每年新年后第一次国内考察，都是到贫困地区。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和代表委员讨论脱贫工作。每年脱贫攻坚考核，习近平总书记都要听考核情况的汇报，好的表扬，差的约谈。那可是跟你较真，跟你硬碰硬。
2017年的第一次考核就动真格了：22个省（区、市），8个好的，6个中不溜的，8个差的，差的约谈。这一下触动就大了，各地赶快反思，赶紧整改。
在脱贫攻坚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工作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脱贫攻坚初期，反复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明确了目标任务，确定了基本方略，要求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强化保障措施。在脱贫攻坚中期，反复强调抓好落实，要求尽锐出战，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提高脱贫质量，加强作风能力建设，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在脱贫攻坚后期，突出强调要决战决胜、一鼓作气，绷紧弦加把劲，防止松劲懈怠。特别是到2020年收官阶段，面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开会布置，强调在抗击疫情的同时，脱贫攻坚也不能等一等、缓一缓，要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确保脱贫攻坚全面收官。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设立过渡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等重要部署。
问：“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大创新，具体到实际工作中，我们是怎样落实精准要求的？
刘永富：无论是战争还是事业，都要讲科学。攻山头要懂军事知识，光凭着一腔热血是不行的。那么脱贫攻坚怎么科学地开展工作？首先，就是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先把贫困人口找出来，然后才能实现真扶贫、扶真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第一步就是建档立卡。2014年春节期间，建档立卡的方案设计出来了。收入在国家扶贫标准之下，以及“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没有解决的就认定为贫困户。但地方落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农村人口流动性大，留下的人多数不仅没办法，而且没想法。穷惯了，就“等靠要”；穷怕了，就不敢想。文件发下去，很多看不懂，缺少执行力。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报上来的贫困户并不真实。第一次建档立卡时，大约有30%的贫困户是不准的。但是，国家的脱贫信息系统建起来了，有了这个抓手就好办了。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查下去，把真的留下，把假的剔除出去，不断进行完善。2017年以后，每年进行动态调整。有的脱贫了，就要调整出去；查出假的，也要调整出去；漏掉真的，就加进来。脱贫攻坚从头到尾都在做建档立卡这个事，这是一个动态工作，不是一次划个“成分”就定终身，而是始终根据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完善。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都实现了精准。政策就对着真正的贫困户。每年考核，就从建档立卡信息系统里边抽样本。虽然不敢说这套建档立卡系统精准度达到百分之百，但它毕竟还是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况。
问：精准扶贫是系统性要求，贫困人口是找到了，但这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大，又广布在基层工作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能直接去帮扶他们的人太少，这些突出的矛盾是如何破解的？
刘永富：精准扶贫涉及各个方面的工作，不只是建档立卡。比如开展驻村帮扶，安排干部组成工作队直接到村一级开展帮扶工作，解决基层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覆盖到所有的贫困村，这就打通了帮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
驻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平时工作中表现比较好的，他们主动申请，很愿意做扶贫这个事情。但是，愿意做就能做好吗？有的下去以后，因为不懂农业、农村和农民，想把城市的经验生搬硬套进去，有的情绪急躁，只会发号施令，却压根没人听。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他首先要听得懂、看得见，要见实效，他才会认可你。所以，工作队要付出耐心，在实践中了解群众，组织动员群众，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想法。
驻村工作任务艰巨，工作内容繁杂，要特别注重驻村干部的规范管理和教育。通过广泛的交流，给驻村干部进行培训。我们开展评先表彰，让群众基础好的、成效显著的驻村干部介绍经验，还精选了一些典型案例，让大家互相学。这些同志都很聪明，又有热情，通过交流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等他们干得好了，甚至有了创新，又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确保新选派的驻村干部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遍”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驻村工作锻炼了一大批干部。整体来看，驻村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取得了很好效果，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脱颖而出。2020年2月，正值春节期间，近100万名扶贫干部95%陆续到岗。驻村工作队员一到位，一是继续抓扶贫，二是搞防疫。事实也证明，这支队伍是经得住考验的，不仅使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而且有效抗击了疫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锻炼了机关干部，培养了农村人才。”2020年底，全国在岗驻村工作队25.5万个，累计驻村300万人，这些干部经历了脱贫攻坚战的考验，他们得到很好的锻炼，今后也一定有更好的成长。驻村工作的这300万名干部是主动下去的，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一批人，通过锻炼提高了各方面的能力，这批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问：2020年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战双胜利，国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在您看来，我们取得胜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刘永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解决“两不愁三保障”是历朝历代都没有做到的事，现在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还有一些标志性趋势性的成就，比如产业发展、老百姓思想观念变化等，影响更加深远。
以前，干部往上走。村里的干部到乡里去反映困难，要低保，要救济款；乡里的干部到县里去，要钱；市里的干部往省城走，要项目。现在，干部都在往下走。不仅干部往下走，资金也在往下走。每年过万亿的扶贫资金，定下来以后，国库支付很快就到了省里，一个月内就到了县里。
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2020年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双胜利，集中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现在总结起来，党中央主要采取了三个重要手段。
一是挂牌督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2019年还没有脱贫摘帽的52个县和2707个贫困村中的1113个贫困村挂牌督战。国家集中资源，加大攻坚力度。挂牌督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二是促进外出务工。务工是见效最快、持续管用的脱贫方式，务工收入也是贫困人口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出务工给予政策支持、路费补贴等，还免费培训，多途径多渠道引导鼓励他们劳动致富。
三是加大消费扶贫力度。大力组织东部地区、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扶贫产品。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往往挺好，种出来的农产品绿色安全，吃了放心，消费了还能为扶贫事业作点贡献，大家很容易接受。
东西部扶贫协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从1996年国家就开始着手做，那时福建帮宁夏，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去宁夏开展工作。这么多年来，闽宁两省区始终按照当年推动建立的五项机制，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促进了民族团结，谱写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新篇章。
南疆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顶得上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变化。以前，南疆一直是纯农业地区，现在有了现代工业。是谁带来的？是国家统筹调动东部发达地区带来的。17个省市帮新疆，在南疆搞产业园。现在，新疆的纺织、鞋帽、电子等制造业用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老百姓的生活也变化很大。
在扶贫这件事情上，全国都动员起来了，全国一盘棋，东部抓得很紧，工作特别主动，他们把西部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做。大家都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问：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们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农村发生了显著变化。您印象最深的什么？
刘永富：这几年，我因为经常到地方调研，经常有机会坐在飞机上俯瞰农村的发展变化。看到大规模的养殖大棚、星罗棋布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蜿蜒起伏的乡村公路、崭新整齐的易地搬迁安置房，等等。每次我都由衷地感慨，国家的变化太大了。
首先，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2015年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是2900多块钱，现在已经超过了1万元。我2019年去了河北阜平，路和房大变样了，产业搞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有劲头了。以前，村民就坐在那儿晒太阳，没什么事可干。现在，村里没有闲人，农家院里70岁的老太太在那儿烙饼、熬粥、烩菜，招待客人，10块钱随便吃，薄利多销，勤劳致富。大家都有活儿干，忙前忙后，村子里很热闹。
基础设施变样了。脱贫攻坚的资金，大约有2/3是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我们2015年去四川凉山的时候，一路颠簸，都是很危险的砂土路，现在都是平坦的二级路，一马平川。到赣南革命老区也是如此。以前下雨之后寸步难行，现在全都变成了硬化路，下雨的时候穿皮鞋都没问题。